“学术盛衰，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”，这是阮元为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所撰序文中的一句话，其中涉及到以百年为时段评量学术史这层涵意；若以此意，返观过去中国一百余年的学术，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与发展时期，或许现在正是“论升降”的时候，故近十余年来，时有相关的研究著作问世，或以人、或以事、或以
《治学方法》一书共分十个部分，依次是选题、查资料、作社会调查、写读书笔记、判断资料的价值、鉴别资料的真伪、治学方法举要、论文写作方法和治学态度，结构并不新颖，大致是因追求简洁实用所致；但是这十部分所包含的内容，特别是其中选用的言论和例证都是相当讲究的，它们大多出自在学术上颇有建树的学人。就参考书目而言，这些学人在清代顾炎武、章学诚、钱大昕之外，更多的是近百年中出现的，如梁启超、王国维、柳诒徵、陈垣、黄侃、汪辟疆、胡小石、陈寅恪、鲁迅、余嘉锡、胡适、顾颉刚、傅斯年、朱自清、闻一多、罗根泽、唐圭璋、钟敬文、钱穆、钱锺书、程千帆，还有《学林春秋初编、二编、三编》、《学林往事》、《世纪学人自述》中涉及的数十位学人。之所以选取有成就的学人作为讨论阐发的对象，其用意有二，一是通过对散落的素材归纳总结，以具体的例证呈显中国现代学术的优良传统，例证之所以略远详近，就是要密切当下和过去之间的关联，使统系不致中断而且能将其发扬光大；二是要表现权威的影响。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学者，或者说是某一研究领域的权威，并不只是让人敬畏和服从，按照林毓生的解释，“权威”一词的涵意相当丰富。
英文权威（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）这个字，原是从拉丁文ａｕｃｔｏｒ（ａｕｔｈｏｒ）演化而来，意即：作品的创作或创始者；其衍生义是：创始者具有启迪别人的能力，他的看法与意见能够使别人心悦诚服，使别人心甘情愿地接受他的看法与意见而受其领导。?略?这主要是靠创始者的意见能够变成具体的范例，与能够赋予行为的正确性，并导使其成功；因此，使别人对其产生信心，遂起而服膺。（见《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》，第７８页）
权威不是压在心头的大山，而是启发思想增强信心的精神源泉，以此种眼光看前辈学者，表现感受的“敬畏”就可以换成“敬爱”，因为前辈学者是以殷切的眼光目送我们远行的父亲。就阅读效果而言，实例的大量选用，可改变单调枯燥的叙说，增加许多兴味。针对《治学方法》一书所讨论的十个部分，作者在九处有意安排了附录，其中有四篇前辈学者的著述，有三篇出自当代学者的，有八篇是学生的习作；这些作品大多附有简评，论其得失长短，以充分显示案例的示范作用，而“学生习作”的选入，除寓有指示门径之意外，或许还暗示学术研究并不是高不可攀，有心人皆可为之。
读书治学作文，最讲求方法，但是有时也容易造成一种迷信，以为方法越多越好，或者越新越好，这种“贪婪”导致的结果如同熊掰玉米，最终所得寥寥。方法当然要注意多样化，但也得考虑切合自己的专业、掌握文献的状况和性情，尤其要紧的是要有两三种拿手好戏般的基本方法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方法是新是旧倒无关大局。《治学方法》中论说的一些方法，如谈版本目录学的运用，谈如何写读书笔记，都是旧方法，但这些旧方法若置于学术史的背景之中考量，就能显现它们的力量和生命力。以目录学而言，清代学者王鸣盛尝云：“目录之学，学中第一紧要事，必从此问途，方能得其门而入。”（《十七史商榷》卷一），徐有富教授在书中多个章节论及目录学之功用，数年前他和老师程千帆先生合撰的四卷本《校雠广义》以及自己主编的《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》于此点也多用笔墨。目录之学，首先是查检资料的利器，其次是章学诚所说的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，即由此了解学术的分类和源流，因而有一种学术史的意味；另外还能让人较为全面地了解某种学问的研究状况，以便确定自己在此中所处的位置，从何处接着往下说，而不是闭门造车作第二次发现。《治学方法》一书在目录之学方面所举例证有多条，其中有分量的是陈垣《余嘉锡论学杂著序》中谈余嘉锡的学问从《书目答问》入手又研究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五十余年，并由此上溯目录学的源流和校勘学的方法。又举牟润孙在回忆其师陈垣治学的路径时，亦论及目录之学：
先师自言少年治学并未得到什么大师指引，只是由《书目答问》入手，自《书目答问》而《四库提要》，以此为阶梯而去读他所要读的书。他研究任何题目，必先罗列必须要读的书目；他教学生也是从目录开始，如“史学名著评论”、“佛教史籍概论”等课都是。他自己治学从目录入手而走上成功之路，所以教学生也要他们由目录入手，希望每个人都有把钥匙。他认为治学不但要知古，更要知今。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，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，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，以闭门造车为大忌。
季羡林在《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的治学范围和途径》一文中，亦有类似的论说：
中国清代的朴学大师们以及近代的西方学者，研究学问都从书目开始，也以此来教学生。寅恪先生也不例外。他非常重视书目，在他的笔记本中，我发现了大量的书目。比如笔记本八第二本中有中亚书目一百七十种，西藏书目二百种。此外，在好多笔记本中都抄有书目。从二十年代的水平来看，这些书目可以说非常完全了。就是到今天，它仍然有参考价值。（见《追忆陈寅恪》，第１４５页）
《治学方法》讲述三大家的治学途径，是在强调其示范作用；其中也标示一种从目录之学入手的治学传统。如果说版本比较着重的是文献细读，而目录学之意在于广泛占有资料，它时刻提醒人们在落笔下结论时要有分寸，不要轻言“新发现”和过于果断作判决。有不少人看著作论文，喜欢先看其参考引用书目，此举虽然不能说全对，但从目录学角度来看，还是有相当的道理。
《治学方法》一书在介绍每一种治学方法时，都比较留意对相关的传统的简要梳理，在讲查资料利用目录时如此，在谈写读书笔记亦如此，然作者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，而是更进一步落实到用上来。于前者作者以撰写《郑樵评传》的经历为例，分步说明如何利用目录查检相关文献；于后者除详述作笔记的三种方法，即胡适《读书》一文中所说的“抄录备忘”、“作提要、节要”、“记录心得”外，又细述读书笔记的载体，也就是笔记写在书上、卡片上，还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等问题。此类琐细问题，与日后的大著述紧密相关，故不可忽视，作者于此用心留意，更可见其写作的意图在于示人路径，而不在于理论或系统的建构。《治学方法》对诸如此类的事项的强调，表面看来有细碎之感，而实际上是作者是在将一些方法条分缕析，显示它们的可行性；更重要的是此举是在培养或提倡一种踏实认真的学风。譬如在做读书笔记须注意的事项中，将“一定要注明出处”、“将引文与自己的话严格区分开来”以小标题列出；在论文写作方法中除强调引文注释方式和格式外，又引余嘉锡《读已见书斋随笔・引书记书名卷数之始》及胡适《赵万里校辑〈宋金元人词〉序》，申说“引文注明出处的意义”，大致是便于读者复核原文，使论文建立在可靠资料的基础上，反映研究者工作的起点，明确科研成果的归誉。就最后一点而言，是黄侃所说的“学问之道”中的“不窃”，是对前人成果的尊重。张舜徽亦有近似的论述：
读书有得，前人已有先我而言者，则必舍己从人，称举前人之说。若此说前人已有数人言之者，则必援引最先之说，所以尊首创之功也。学术乃天下之公器，有得之言，本不必皆自我出。人之言善，我必尊之信之，若己有之，亦即为公非为私之意。（见《清人笔记条辨》卷三）
作者在此处表露的意思，还可和“治学方法举要”中论述考证之法不能隐匿、曲解、伪造证据一节，以及“治学态度”中“要讲学术道德”相互参照。凡此种种，皆与当下学术规范的建立相关，所谓“图难于其易，为大于其细”也。由此看来，细节之中又有深厚之意。
徐有富教授在书中谈治学方法时，时时将其置入学术传统之中；有意思的是他谈治学方法，也是有传统的，这一点他在《治学方法》“后记”中有一段文字作梳理：汪辟疆先生有《读书举要》、《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》、《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》等文章，而汪先生的弟子程千帆先生指导研究生时，也特别注意传授研究方法，譬如开列专业文献选读书目，谈怎样读书；送给学生卡片，谈怎样写读书笔记；发给学生《论文习作简例》、《校对符号用法》，谈怎样写学术论文等等，培养学生严谨、细致、求实的学风。１９８７年，周勋初先生又主持《现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》，研究成果以《当代学术研究思辨》出版。至１９９５年，徐教授为中文系研究生讲授“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”一课，数年的充实润色，遂有同名著作面世。讲求治学方法与态度的传统，与一种优良的学风息息相关，好的传统总有鲜活的生命力，可以创造性地转化。
（《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》，徐有富著，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０月版， ３８．００元）
 |
